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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行书 李白仙诗卷 日本藏

苏轼行书 李白仙诗卷 日本藏

纸本大小34.5×107.81厘米

该帖为宋神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58岁时书。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后有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衍及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明、清人跋。此帖已流入日本。施宜生谓“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太白之诗共两首。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十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此书境界,颇难企及。

蔡松年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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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东坡与《李太白仙诗卷》

萧风

《李太白仙诗卷》这幅不朽的书法精品诞生于公元1093年。《东坡题跋》中载有此卷的创作由来:“余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常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此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①然此二诗未见于《李太白集》,是否伪作,不得而知。但东坡显然确信无疑,并欣然提笔,留下了这卷传世佳作。9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卷作品时,仍禁不住为其精湛的技艺、飞扬的神采所撼动。一幅即兴之作何以能够穿透历史、跨越时空,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散发出如此久远的艺术魅力?仅从技法上是难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作为艺术的一门分支—书法,不仅仅是笔墨的技巧,在它的背后,沉蓄着上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也正因如此,使得书法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替、信仰的改变,都会从旁给书法艺术以影响。同样,一位书家、一幅作品也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哲学心态、艺术思潮和审美情趣。本文试结合《李太白仙诗卷》对苏东坡的人格理想、抒情个性及书法作品的文化内蕴作一番美的回视。

一、双重转化的人格理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人。出身于文士家庭,自幼受父亲苏洵影响,发愤读书,学通经史,21岁考取进士,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受儒学入世思想影响较深的东坡,一生忠君爱国,积极参与朝政事务,刚正不阿,坚持己见,不顾身害,这是其人格理想的基本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在北宋王朝的权力斗争中,无论是新党上台还是旧党执政,东坡总是其对立面,两面不讨好,故两次入朝,两次遭贬。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多年的宦海风波和荣辱沉浮之后,东坡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险恶与阴暗,深刻地感受到强大的社会政治与统治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并由此引发出人生无常与无奈的叹息。当种种不幸袭来时,他只能从道家思想、佛禅玄理中寻求心灵的抚慰和超脱,以一种旷达的心态来对待苦难,站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表现出宏达的情怀。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认为“这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这双重的人格理想在东坡身上并不是同时等量并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转化。仕途顺时,东坡也是满怀抱负,“奋力有当世志”,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而当仕途不顺,遭受到打击时,他则躲进老庄哲学中寻求自我安慰,发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②的慨叹。正是这双重转化的人格理想,使得东坡成为封建士大夫矛盾心情的最鲜明的人格化身。他既坚持士大夫济世进取的人格品质,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洒脱无羁的理想精神。入世与出世、进取与归隐等一系列矛盾在他身上融合交汇,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达到一种以出世超脱的态度执着地从事世间功业的“天人境界”。
这种双重转化的人格理想反映到书法中,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李太白仙诗卷》(见图)作于元祐八年,当时东坡正处在危机的边缘。一直庇护他的高太后病危,朝野内外众党徒也频频攻击他,再加上他辅教了六年的哲宗对他非但不信任,而且益发冷淡。在这种情形下,东坡已预感到了某种危机即将爆发,前途莫测,心中惶惶。此时,恰逢丹元道友拜访他,口述了李太白的两首遗诗:
“……人生烛上华,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只知雨露贪,不闻零落近。我昔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霭朝霞,缥渺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著惊皇衣,星斗俯可扪。”
诗中的庄子思想仿佛一剂神药,使东坡焦虑感伤的情绪得到了松驰。他几乎走入了太白的世界,达到了生命的流畅和精神的自由。然而这并不是说东坡已全然忘却了人生的痛苦、忘却了致君尧舜的抱负。实际上,由于东坡的自由个性和天才气质,他对人生的无奈、世事的可悲,有着比他人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只是东坡最善于把老庄佛禅思想与现实生活环境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消解痛苦的目的。我们应该承认,此时此刻东坡骨子里的儒家思想虽然被冲淡了,但它依然在他的血液里奔突着、流淌着。
透过《李太白仙诗卷》所弥散出的空漠之感,我们能深切地觉察到此时的东坡向往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精神自由,要远远大于他的儒家入世思想,从而使他的笔下在空漠中深含了一种高远的出世取向。为了印证此观点,我们不妨看看东坡另一幅杰作《寒食帖》所端露出的不同的人格精神。《寒食帖》是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所作。这是东坡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坎坷,也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寒食时节正遇连天阴雨,于是触景生情,凝情于笔墨,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悲凉感伤之情。《寒食帖》结字欹正参差,线条飘扬飞动,有一种受挫折后的哀怨和不平。而时隔十年,经过了大起大落的风风雨雨后,他却能于命运漩流之中振拔,达到身处逆境而超然自安,使主体在客体的巨大压抑摧挫之下巍然不动。我们从《李太白仙诗卷》中可以深刻地领略到这种双重转化后的人格理想所带给东坡精神上的升华,也正是这种升华,才使得他的书法作品境界开阔而高远。
二、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
我们细赏《李太白仙诗卷》,能够深切地感到东坡是在借李太白的诗意抒写自己的主体情思,并将二者浑然交融。你看,初下笔时尚未放开,点画认真,字字独立;至“不闻零落近”时,意已入诗。自此往下渐渐地挥洒开来了,字体加大,线条酣畅,用笔朴拙中常有灵巧,浑厚中时兼秀丽,形成强烈的节奏韵味,犹如一曲跌宕起伏的交响乐,激荡着人们的心灵。通观整卷作品,豪旷奔突之气四溢,然而又不失往日沉雄浑厚的本质,显示出独特的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纵观东坡一生,他始终向慕魏晋间人超逸高远的情致,为什么他的书法却表现出如此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呢?这要从时代、社会政治背景以及个人阅历等多方面进行考察。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动荡的时期。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权进行着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巨大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由于社会黑暗,世态炎凉,统治集团更迭频繁,政治气氛反复无常,所以魏晋时期的名士们不愿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相比之下,北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此后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吞并了南方几个王国,统一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人民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终于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呈现出稳定繁荣的气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徭役、赋税的沉重压迫下,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反映在北宋王朝内部,则是新旧党争越演越烈。
东坡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看似和平实则危机四伏的年代。如前所述,双重转化的人格理想使东坡在政治上遵从儒家思想,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在生活上他又更多地表现出道佛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二者看似矛盾,然而我们追究其内在根源,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东坡对人生的深情眷恋,对自由境界的热烈追求。在他同时代人的眼中,东坡无疑是精神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化身。他曾说:“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这种心态颇肖于魏晋间人,但两者有着内在本质的区别:表现在魏晋间人身上的是对儒家思想的直接反叛,他们啸傲山水,醉心田园,在山水田园中寻找精神安慰。同时,他们放浪形骸,崇尚超迈旷达,洒脱不群,以表示自己对统治者和封建礼教的蔑视。这一切反映在书法上则是一种萧淡、荒寒、洒脱不羁的意味。而东坡所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以眷恋人生为基础的,表面看来也是那般超逸,实质则不能忘怀世事。也正因为如此,东坡终生未能摆脱官场的羁绊。所以东坡所崇尚的“魏晋风度”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北宋的时代特征和审美意趣,没有魏晋间人那份放浪、那份洒脱、那份自在,然而有着他自己波澜老成的感情范式和豪逸清旷的气质风度,无怪乎宋代人称苏东坡为“坡仙”了。由此可见,东坡式的“魏晋风度”是世间法而非出世法,心存泉石江湖之志而执着于现实的人生,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既有高远之志也富雍容之气,从而形成了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也正是这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才使得东坡在中国书法艺术圣殿中大放异彩。
东坡这种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表现在书法上具有三个特征:其特征之一是以浑化之笔营造浑厚之境。纵观《李太白仙诗卷》,其书境如“大江东去”之开阔,其线条有“羽扇纶巾”之从容,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大丈夫之气,有一种内在的阳刚之美。而这种恢宏浑厚的气势正是源自于东坡内在久蕴深感的情思:既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又有命运多舛的感概,更有继屈、贾以来士人的历史忧患感。这种种痛苦既深于情,又不能说出,只好寄托于笔端了。这一切转化在书法上则是藏巧于拙,含蓄深厚,淳古遒劲,显示出邈远深厚的艺术境界。后人对此评价极高,元赵孟说:“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③明代王世贞誉其书“匀稳妍妙,风神在披拂间”④。他的弟子黄庭坚更是推崇备至:“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⑤
以天然去雕饰的笔法来表达心中的情致,造成一种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的意味,这是东坡抒情性格的又一特征。东坡曾告诉他的二郎侄苏适写书的秘诀:“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⑥在自然之中见至味,这是东坡一贯追求的目标。《李太白仙诗卷》这幅作品抒情故然直率,但并不粗率,它以细腻入微的技巧和跌宕多变的节奏,再现了东坡当时复杂微妙的内心情感。清王文治有论书绝句赞美东坡的书法道:“坡翁奇气本超伦,挥洒纵横欲绝尘。直到晚年师北海,更于平淡见天真。”在创作中,东坡则追求一种“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⑦的境界。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⑧他要求书法艺术纯粹以书家自己的情感为归依,反对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束缚。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当属石破天惊之论。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东坡的抒情性格是要“书尽人意”的。因此,在他的笔下只要是“意之欲至”,则“书之必达”。同时,东坡还认为“书”比之“诗”在特定的条件下不但能尽意,而且能尽情。东坡曾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他这种观念,既是基于其文艺本质论,又指出艺术各有相宜处。当人的主体情性有“诗不能尽”之时,转而用书画来表现,使之情尽。你看,《李太白仙诗卷》中楷书、行书、草书之笔意互而相用,看似矛盾而又没有隔涩感。这就是东坡抒情性格的特征之三。
至此,我深信东坡的书法是一种表现主体情性襟抱的艺术形式。在东坡的心中,可以通过书法语言来反映人生遭际、社会盛衰和历史浮沉。书法不应一味沉溺于细软缠绵的线条之中,它像诗词文章、音乐绘画一样,可以有“水光潋滟”的清丽,也可以有“金戈铁马”的豪壮,更可以有“千骑卷平岗”的气势。可见东坡于书,旨在呼应自己为书法拓境,为书法注入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以突出表现他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
三、博大深厚的文化内蕴
黄山谷对东坡的书法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之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待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⑨这段话虽然谈的是法与意的问题,但此中的关键则是“学问文章”。的确,东坡的书法若论功夫也许有人能达到,但若论书中的文化内蕴,则“他人终莫能及尔”。当我们细品《李太白仙诗卷》时,仿佛能够从他的书法韵律中听到感时低徊的“长啸”,看到“星斗俯扪”的超举。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常常使欣赏者坠入沉思和暇想之中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增强了东坡书法文化内蕴的深度和广度呢?
我想,首要的当归结到东坡独特的书法审美理想。如前所述,东坡是一个熔儒、释、道三者为一体的矛盾化身且又达到了圆融和谐的人。这些反映在审美上则是既崇尚自然冲淡、质朴无华的美,又向慕沉郁苍凉、深涵丰健的美。东坡的书法不似王羲之的清雅秀媚,也不似颜鲁公的雄壮直迈,当然更不像柳诚悬的瘦硬劲挺,而是表现出一种“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⑩的审美意趣。如果我们对整个宋代书法审美理想作一次宏观审视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东坡的书法审美理想从他在宋代书坛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后就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东坡把书法艺术创造中主体的内省体验、直觉、灵感、独创精神等等提高到一个全新的位置,不再像唐人那样处处以法度为美,而开始追求在“新意”与“法度”、“豪放”与“妙理”之间的联系与对立中所产生的和谐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坡毕生追求的是一种相反相成的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是东坡审美理想上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哲学上的“天人境界”在美学上的映照。东坡的美学观不仅成为古代书法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他的书法的文化内蕴变得更深邃更博大了。
东坡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具有如此博大深厚的文化内蕴美,除了来源于他独到的书法审美理想之外,我以为,它还应有如下的构成因素:首先,内蕴的博大深厚必然凝聚着书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也必然融入书家的道德人品。在东坡坎坷的一生中,宦海的沉浮、生存的危机使得他对人生、对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是进是退、是升是落、是悲是喜,他都能既深于情内,又度于情外,表现为一种志节、一种沉毅、一种豁达。东坡十分强调书法与人品的关系,强调书家一定要重视人品修养。他说:“书有工拙,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⑪东坡极推崇颜真卿:“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已达到天下能事毕矣的程度。”⑫他这样高度评价颜真卿,与鲁公是封建士大夫忠义的典范不无关系。他甚至说:“古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执着地对待人生、对待书艺的。
其次,内蕴的博大深厚是建立在坚实的传统功力基础之上的。东坡极其重视汲取前人的优秀笔法,锤炼自己的笔墨技巧。他的门生黄庭坚对此有过一番阐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⑭由此可见,东坡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徐浩、李北海、杨凝式等名家书法都曾下过很大的功夫。东坡继承传统不是拘泥于形式的模仿,而是更注重追求其内在的精神气质。正如朱熹所云:“东坡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较量,而其英气逸韵,高视古人。”⑮东坡之所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说明他对前人的用笔、结体、章法、气韵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并且能够“取诸长处,总而成之”。
内蕴的博大深厚还应包含书家的字外学养。东坡于诗、词、文、画样样精通,且诸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现存有《东坡全集》100多卷,流传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许多优美的散文。他的诗淡雅轻快,其风神直抵陶渊明;他的词清雄豪壮,是豪放词风的“开山”;他的文随意挥洒,浑涵光芒,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画法被人誉为“玉局法”,是“文湖画派”的代表。正是有这样丰厚的艺术学养做底蕴,使得东坡的书法能突破前人藩篱,自成风格。“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⑯可以说,苏轼将书法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文人书法。历代有不少人可以为文作诗,但不善书;有许多人能书能画,却不善诗文。而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章诗词书画俱佳的天才之一。多种艺术形式的相互补益,使他登上了一个难以迄及的历史高度。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书乃是主体全人格全襟抱酝酿而成的艺术精华,其中深含着东坡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哲理困惑和咏叹情调。双重转化的人格理想、豪旷沉雄的抒情性格、博大深厚的文化内蕴共同构建起东坡绚烂多采的书法世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浪漫色彩的书法先驱之一。淡腴、散庄、沉逸、丰劲是东坡书法的特质,而这八个字本身就是相反的性质,但东坡恰恰完美地将它们调和在一起,创造了人间美的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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