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勃集第二十九卷残卷》刚健劲雅,更是小楷的临摹佳本

作者简介

王勃(650—676),出身于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的王勃曾为官并仕于沛王,后遭贬官,并于贬谪途中溺水而死,年仅二十九岁。幼时即能为诗撰文,后来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提倡刚健劲雅的文风,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勃集第二十九卷残卷》

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纸本墨书,26.5×447.7厘米,唐代7~8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本卷为中国初唐文人王勃(649左右-677左右)之诗文集。是现存最古的《王勃集》之手钞本,原为三十卷,然今仅残存卷二十九之〈行状〉一首(行状指记载死者身世、生前行谊、事迹之文章)、〈祭文〉六首中之五首,以及卷三十之吊唁书及祭文等四首。笔线细而字形稍宽,带有沉稳之气,其书风与前代之北朝相近。由于本卷并未使用武则天(约624-705)时期所制定的文字,因此被认为是在西元六九○年、则天文字制定之前,亦即王勃去世后十余年间所抄写的。

《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的发现者是当时任京都大学讲师的富冈谦藏。富冈谦藏,字君,号桃华。日本著名汉学家,为画家富冈百炼之子,与罗振玉素有交谊。第三十卷非王勃文字,乃其死后亲友吊问之作。其文集已佚,今传者皆为后人辑本,较著名者有明张燮辑编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和清蒋清翊的《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本。这些辑本虽用力甚深,但由于其主要来源为《文苑英华》,故仍有不少篇章无从补辑。幸运的是,东瀛至今仍保存着四个唐钞本残卷,为后人提供了辑补的机会。

作为最早目睹《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残卷真迹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对这一珍贵文献挂念已久,原本既不能致,必求之影本而后快。1919年罗振玉携家返国,临行时作出了重大决定,即将其京都寓所东山寄庐捐与京都大学,所获钱款用以影印日本所存唐钞本,请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两博士主持其事。内藤湖南请富冈谦藏之父先以《王子安集》残卷二十九、三十卷付玻璃版精印。1922年6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所影印的唐钞本第一集中即有《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罗振玉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这样一来,王勃佚文又增加了六篇,而“子安文在天壤之间者,其亦尽于此矣”(内藤湖南《富冈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跋》)。富冈家族所藏的这一古钞本,昭和六年由文部省指定为国宝,昭和十三年六月富冈家藏书拍卖,此卷为京都古书店细川开益堂以14218円高价购得,后辗转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京大影印本《王勃集》一出,内藤湖南以为罗振玉“或将续印以广其传”。这一推测不久即得到了证实。罗振玉于1922年10月对《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记做了增订。这个增订本新补入了《王勃集》第二十九、第三十卷,成为日本唐钞本《王勃集》四个残卷的第一个全录本;校记方面也增补了十余条,质量较初印本有了很大的提高。罗振玉治学之严谨,于此可窥一斑。从1909年罗振玉请平子尚帮助复制正仓院本开始,至1922年《王子安佚文》增订本的出版,不大的篇幅竟耗费了罗振玉十余年的时间!惜国内学者对于这个增订本尚未有过充分利用,如万曼的《唐集叙录》、何林天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的《王子安集注》附录,用的都是初印本,佚文缺漏、校录不精等不足都被沿袭了下来,这是很遗憾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近代中日学人对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著录、刊刻以及研究情况,通过对这一典籍交流个案的追索,可以发现这一过程颇为复杂而曲折的一面,然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杨守敬、蒋黻、罗振玉、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富冈谦藏等人都与《王勃集》残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生命均已融入其中,值得我们去追思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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